统计显示,1月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6912亿元,同比下降2.8%,扣除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去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影响后,可比增长2%左右,可比增幅与1月至4月基本持平。
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经济总量超90万亿元、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过去70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史上罕见的发展速度。在这一过程中,投资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保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投资的快速增长有效拓展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空间。
目前,我国已成为拥有全部工业门类、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的制造业大国;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实现从瓶颈制约到优势支撑;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条件大幅改善,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城乡居民居住环境和条件不断改善。
固定投资年均增长15.6%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以农业经济为主,工业素质不高、服务发展滞后。此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同时,工业基础仍然薄弱,且门类不全,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低于发达国家。
为此,国家集中力量投资建设了156项工业骨干工程,开展了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三线建设”,大规模引入先进装置和设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53~1977年,全国第二产业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3283亿元,占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的57.4%,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基本形成。
同时,1953~1980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0.7%,建成一批国家工业化必需的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及国防等基础产业项目,保障国民经济生产活动步入正轨。
此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固定资产投资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投资增速明显加快,1981~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1.1%。党的十八大以来,投资保持平稳增长,投资结构持续改善,投资质量不断提高,2013~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0.7%。
一系列的政策带动下,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5.6%。
投资的快速增长拉动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1978年,全国资本形成率为38.9%,2011年升至48%,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峰值。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发掘内需潜力,经济增长向消费、投资、出口三大动力协调驱动转变。2018年,全国资本形成率为44.9%,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4%,有效投资与消费升级良性互动的局面正逐渐形成。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1982~2018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9.1%,工业结构不断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随着我国产业发展的重心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投资也实现稳步较快增长。1982~2018年,第三产业投资年均增长20.4%,增速比全部投资高0.6个百分点。同时,第三产业投资比重稳步上升,在投资中的引领地位日趋巩固。2018年,第三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59.3%,比1982年提高13.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投资高22.4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投资发展壮大,带动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提高。从1978年的占比23.9%,到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服务业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目前我国整体已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二产增长自然会放缓,三产比重会提升。相比二产,三产对就业吸收能力更强。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机器换人的推进,不少劳动力就转向了三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升级,服务业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产业结构开始朝着高端化、现代化的方向迈进,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18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6.9%,增速比全社会投资高6.2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15%,增速比全部制造业投资高5.4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年均增长20.3%,增速比全部服务业投资高8.2个百分点。
今年科创板的开闸也加速了这种趋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科创板的设立使得在新一轮的城市竞争中,科技的要素更加突出,从而形成科技驱动城市、区域经济的模式。“下一轮的区域竞争、城市竞争就是高科技产业的竞争。”
高铁里程占世界三分之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经过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得到明显加强。
农业、能源、原材料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形成了纵横交错覆盖全国的网络体系;水利环境、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设施显著加强;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京沪高铁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建设顺利完成或向前推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十分引人瞩目。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迅速修复了被破坏的运输线路,恢复了水陆空交通,1953~1977年,交通运输业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840亿元,先后建设了青藏公路、武汉长江大桥、首都国际机场、京沪铁路等重大项目,改变了落后闭塞的交通面貌。
上世纪90年代后,国家将加快交通运输发展作为重要战略目标,持续加大投资力度,交通运输业投资快速增长。1996~2018年,全国交通运输业投资年均增长16.7%,全国形成了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这其中,铁路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骨干,70年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以沟通西南、西北为重点,修建了大量铁路线路和枢纽。成渝、天兰、兰新等大批铁路干线陆续建成,延伸到除西藏外的所有省区。到1978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增至5.2万公里。
同时,我国高速公路建设也成效显著。自1988年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公路建成通车以来,高速公路发展不断提速,上世纪90年代后,高速公路建设成为各地的宠儿。
相比铁路建设由铁道部主导,收费的高速公路建设主要由地方主导,在投资和资金筹集方面要简单得多。伴随着汽车的快速增多,高速公路也迎来了大发展。高速公路营运里程在2012年一举超过了铁路。到2018年末,高速公路总里程14.3万公里,年均增长25.8%,总里程居世界第一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这个时期,铁路建设速度放缓,一方面是面临资金和钢铁等物资的短缺,另一方面也缺乏相应灵活的机制,修建的动力不够,思想不够解放,没有开拓更多的融资渠道。
2004年1月,国家批复《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确定铁路网要扩大规模,完善结构,提高质量,快速扩充运输能力,迅速提高装备水平。在大量资金投入的同时,我国的高铁技术也经历了先模仿,再赶超、到领跑的过程。2008年京津高铁开通运营,标志着我国铁路开始迈入高铁时代。
经过十年快速建设,“四纵四横”高铁网建成运营,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2018年末,高铁营业总里程3.0万公里,是2008年的44.5倍,年均增长46.2%,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
2016年7月,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发布,提出我国要在“四纵四横”的基础上打造“八纵八横”,实现相邻大中城市间1~4小时交通圈、城市群内0.5~2小时交通圈。到2030年,中国铁路网运营里程将达到20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速铁路4.5万公里左右。
随着高铁的快速发展,铁路出行逐渐成为人民出行的首选。“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古人思想已经在今天变成了事实。据统计,2017年,铁路客货运输强劲增长,国家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30.39亿人,同比增长9.6%,比2004年增长了172%。2018年,全国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33.7亿人,同比增长9.4%。
高铁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国人的出行方式,以及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也带动了沿线经济增长和相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了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相比公路运输,高铁、城际轨道交通具有运量大、准点和安全性高等特征,是城市群、都市圈发展的基础。随着高铁网络的形成,人口加速向中心大城市、都市圈集聚。
除了交通基础设施,在公共设施领域、信息产业、能源产业等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方面也实现了飞跃。例如,70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公共设施领域投资持续增加,2004~2018年,全国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年均增长23.3%,显著改善了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数据显示,2018年末,全国城市实有道路面积超80亿平方米,1978年仅为2亿多平方米;建成城市排水管道64万多公里,1978年仅有2万公里;城市供水、燃气及集中供暖条件大幅改善,城镇居民生活更加舒适方便。
此外,住房和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城乡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改革开放后,房地产开发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蓬勃发展起来。1987~2018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99万亿元,年均增长24.8%。2018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数量达97938个,比1987年增加95432个,房屋施工面积达822300万平方米,比1997年增长17.3倍。
区域演变:由北向南由东向西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度不均衡。根据学者的研究,当时全国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面积仅占全国国土11.3%的东部沿海地区,其中仅天津、辽宁、上海三个省份就集中了沿海地区工业总产值的55%以上。
此后,我国实行均衡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加快内地的工业发展。统计数据显示,“一五”时期的156项重点工程建设中,项目总数的3/4、投资总额的2/3都安排在内地。
1964~1980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国家累计投资超2000亿元开展“三线建设”,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约40%,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建成了一批铁路、石油、机械、电力等项目,有效改善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基础薄弱的状况。
当时,北方在经济发展和基建水平上都占有一定优势,而东南沿海尤其是华南地区的广东、福建和浙江,由于地处海防前线的关系,这一时期国家的重点投资相对较少。
以铁路为例,华北、东北的铁路密度要远远高于南方地区。丁长发说,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以煤炭、钢铁为代表的重化工业主要分布在华北、东北,而煤炭、钢铁等重工业对铁路需求更大。另一方面,华北、东北等地以平原为主,修建铁路难度较小、建设成本较低。而南方地区多山地丘陵,要穿山越岭的地段多,过去技术条件不够成熟、资金短缺,修造铁路的难度比较大。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作为改革的先行地区和开放的前沿地带,东部地区投资率先发力。1983~1996年,东部地区投资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25.6%,占全国投资的比重由1983年的47.3%升至1996年的60.2%。
在投资的带动下,东部沿海地区依靠本身的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长期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处于引领地位,地区生产总值占据“半壁江山”,成为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龙头”。
自1999年起,中央出台一系列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先后做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决策,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投资增速明显加快。2000~2018年,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1.5%,西部地区增长22%,东北地区增长16%,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
从时间轴上看,改革开放前30年,主要是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到改革开放的第四个10年,随着土地、劳动力等各项成本的上升,以及外贸出口的放缓,沿海产业纷纷向中西部转移,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逐渐放缓,进入到转型升级的新阶段。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苟以勇告诉记者,目前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短板仍然有很多,主要集中在综合交通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其中,交通基础设施是当前西部地区最大的短板,包括机场、公路、铁路、水利、电信、电力等领域。接下来这些领域的短板将进一步补齐。
国家统计局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区域增长极蓬勃发展。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催生出区域投资发展的新空间。2018年,“一带一路”政策涉及的18个地区投资合计增长4.5%;长江经济带覆盖的11个省市投资合计增长9.3%;“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推进,北京市副中心、雄安新区投资建设工作扎实开展。
在完善“四大板块”和“三大战略”总体发展战略的同时,海南自由贸易区(港)、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群、国家级新区的建设蓬勃发展,区域投资发展呈现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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